犍陀罗，公元前6世纪即已存在的南亚次大陆国家。

　　这里是丝绸之路连接南亚次大陆的重要枢纽，地中海文明、中亚草原文明和印度文明的交汇之地，多元文化在此激烈碰撞、融汇衍生，奠定了犍陀罗成为世界宗教中心之一的地位。

　　2023年3月，来自巴基斯坦的173件珍贵文物长途跋涉抵达中国，与故宫博物院的部分馆藏文物共同展出，向民众展示犍陀罗文化的艺术魅力与辉煌。

　　这个自2019年就开始筹备的文化交流项目几经推迟，终于在暖春之际落地北京。作为展览的特别支持方，旭日集团副董事长兼总经理、真维斯国际(香港)有限公司董事长杨勋在致辞中表示：“犍陀罗艺术展览不仅为两国人文交流、旅游合作和文化对话注入新动力，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

　　这是杨勋多年关注传统文化的肺腑之言，也是他从香港白手起家打拼半个世纪后的总结陈词。从牛仔裤到传统文化，看似不相关的两条线，在杨勋身上交汇。当这位在改革开放浪潮中屡次历经浮沉的企业家谈及他多年来涉足的文化和公益事业，“家国情怀”成为他提及最多的一个词——“推动文化，就是推动整个文明社会的发展”。

　　从独善其身到兼善天下

　　杨勋始终关注传统文化的发展与传承。多年来，旭日集团陆续向故宫文物保护基金会、国际儒学联合会、中国佛学院、嵩山少林寺、山西省五台山普寿寺等多家与传统文化或佛教相关的组织和机构捐赠善款。

　　而他的另一类持续多年的慈善，受惠群体是年轻人。他每年都向公益教育机构捐助大量资金，上世纪90年代是捐建希望小学，而后逐渐细化到帮助贫困学校升级硬件、设立多个专项基金、为青年创业就业提供支持等等。多年以来，杨勋以真维斯的名义捐赠出的款项已有数十亿元之数。

　　功成名就后的慷慨解囊，在某种程度上是为弥补童年的遗憾。时间倒推回60年代，杨勋仅仅读了6年小学就被迫离开校园，一个十来岁的孩子开始考虑如何维持生计。杨勋的早熟与早慧从十三四岁就显露端倪，他发誓将来一定不让家里再这么贫穷，“人家不干的东西我干，我不光要干得比别人多，还要比别人好。”

　　少年时期的艰苦生活或许塑造了杨勋坚韧的性格。怀着改变全家境遇的梦想，他20岁那年从惠州来到香港。

　　40平米有多大?对于杨勋而言，香港仿佛是被折叠多层的世界。40平米的落脚之处挤挤攘攘住了16个人，“过道只能侧身，晚上把桌子拆了才能躺着”，丝毫不亚于从前割草卖柴火的困难。眼前的景象与“香港遍地是黄金”的传说仿佛两个世界，“回家”这个想法刚一冒头便被杨勋抛到脑后，“别人能成功，凭什么我不能?”

　　选择直面困难，令他此后五十年的人生与中国的时代浪潮紧密相连。来到香港两年后，23岁的杨勋常常一天在三个工厂干活儿，凭借一股韧劲从熨烫工人做到领班再到厂长，随后和哥哥杨钊一起用积蓄创办了一家近千人规模的企业，名字叫“旭日”。此后的半个世纪，“旭日”从一家成衣加工厂发展成集团公司，成为首屈一指的服装业巨头。

　　杨勋靠“旭日”实现了告别贫穷的梦想，物质的富裕却并没有让他过上挥霍和享受的生活。早在白手起家之初，他就在思考物质与精神的关系，“我在80年代就有几个亿的财产。但人一辈子可以花多少钱?我要这么多钱来干什么?”

　　接触佛教之后，他得到了新的启发。杨勋相信因果论：“这一生你所有拥有的东西，是因为以前种了因。现在做的事，也是为了以后而埋下的种。”佛家讲求“布施”与“供奉”，杨勋谦卑地将自己几十年来坚持的公益慈善称为“供养”，坚信把自己的财富“供奉”给大众，能够获得福报。

　　故而杨勋从不是一个贪图享乐的“富人”。在旭日集团向社会捐赠几十亿元的背后，杨勋的生活朴实得近乎严苛。佛家凡事皆要“定”，打坐要定，做事要定，生活也要定。杨勋的生活里没有娱乐休闲，他常年茹素，作息规律——7点起床，做2个小时功课，10点上班，20点下班，给每个小时都分配了明确的任务。自从信佛以来，他仿佛一名苦行僧，工作多年只有一天因病没有上班。他的日历表上被开会、巡店等各项事务排满，不留一丝空隙。他说，“我活着并不是为了享受。”

　　他积极投身公益慈善，当然有一部分原因是为了自己将来能有好报而种“因”，但也是杨勋投身商海多年以来一直坚持的信条——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善生经》告诉他，释迦牟尼佛的修行便是如此，不仅为自己，更加为众生。

　　杨勋这样解释“独善其身”：“我先把我的企业管好，就是给社会作贡献了。”

　　企业为社会提供就业，也稳固了社会的最小单位——人。财务部门的每个员工都知道，无论企业遇到什么困难，杨勋都说，“只要我当董事长一天，就不会发不出工资”。在现在企业多为跨月发工资的时代，旭日集团坚持每个月月底发放当月工资。而且杨勋对准时发薪的要求极严，“只有提早，不能延误，晚半天都不行。”尤其赶上春节，原本月底发放的工资必须提前到上旬就发完。

　　这也是源于杨勋贫穷时的经历：那时一家人只有靠在外打工的哥哥寄钱回来才能过年，某年除夕，哥哥因钱晚到了两天就被父亲大骂，“过节要筹备很多东西，你这钱不到，全家人怎么办?”

　　“员工跟我说，杨先生，现在家庭都有储蓄了，不会遇到这个问题。我说，哪怕可能有一个人有这个需要呢?你们没经历过这样的日子，我经历过。”

　　换位思考，共情理解，企业和员工之间的关系，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旭日集团的氛围近乎几千人共同组成的家庭，每一个员工的名字和特点，杨勋都如数家珍。他从未刻意去背诵这些信息，“这是一种文化习惯”。从贫瘠的年代一路奋斗走来，杨勋成为了杰出的企业家，也成为了时代的回馈者。他关心公司里的每一个员工，也关心这个国家的年轻人，将他得到的、失去的和不曾拥有的，无论财富、平台还是人生经验，一并交付给了新一代。

　　时代浪潮中，旭日亦沉浮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广东顺德迎来了一家来投资建厂的香港企业，正是杨勋与哥哥杨钊创建的旭日集团，这也是在内地建立的第一座成衣制造厂。

　　集团发展确如旭日，承接了大量来料加工业务，最风光时，菲律宾出口到美国的裤子，每三条中就有一条产自旭日。

　　但旭日并非一路高歌。在中国市场化经济体制建立直至腾飞的几十年中，杨勋和旭日共同经历了数次沉浮。

　　80年代，中国出口商品普遍走的是劳动密集型路线，很快以低廉的价格占领了西方市场，于是美国以配额制度限制进口。杨勋从商生涯的首个危机发生在1986年，这一年5月份，旭日就用光了一年的配额，工厂面临全面停工。

　　“很现实的问题，工厂7个月不干活，你不就要垮台么?”

　　然而接到的订单必须准时交付，否则客户就会永久性流失，旭日集团毅然决定把产线转移出国。杨勋亲自到东南亚尝试外拓：孟加拉、菲律宾、越南、缅甸……不仅工厂要从零开始重新搭建，技术人员也要跟随转移，手把手教当地工人怎么操作。

　　现在想来，杨勋觉得当时自己没有任何选择余地，“如果不行，这个企业就要倒闭了，倒闭会有多少人有问题，你有退路吗?”

　　度过首次危机的旭日，尽管规模仍在扩张，却令杨勋时刻感受到不安。如果永远做基础的来料加工生意，总有一天会被成本更低廉的工厂替代，要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长期葆有活力，只有打造属于自己的品牌。

　　旭日集团收购了一家澳洲服装品牌的所有股权，并围绕它打通了一条完整的工贸销链条。1993年，上海南京东路，旭日集团的第一家品牌专卖店开张。和统领街头着装的蓝灰黑色系截然不同，这里陈列的是新潮的网格牛仔裤和色彩鲜明的T恤衫，打破了人们被长久禁锢的想象力，也给整个服装产业带来了震撼与启发。尽管在工资七八百元的年代，一条牛仔裤要花去近半个月的收入，年轻人仍然趋之若鹜。

　　这家服装店，就是此后30年中国人家喻户晓的真维斯。

　　以引领潮流为定位的真维斯走的是中高端路线，填补了我国休闲服装时尚的空白，但没几年就遭遇重挫。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经济衰颓，真维斯连续两年业绩增长乏力，“百市千店”的布局下却是真实的销售瓶颈：“潮流”意味着高昂的价格，但一轮尝鲜过后，消费者难以为继。

　　杨勋斟酌再三，还是推动了真维斯的亲民化，牛仔裤被降到百元以下，T恤三十元一件。但产品的质量绝不能因此打折。从名牌到民牌，“我们既要涵盖名牌的舒适与体面，又拥有亲民的价格，让人有物超所值的感觉”。

　　大众消费得起了，品牌的触角就伸得更广，市场探得更深。在许多人眼里真维斯是一个“千禧年”前夕的标志，但对杨勋来说，他的人生至此时已经上下颠簸了许多个来回。中国传统的儒释道思想对他影响颇深，“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商场浮沉难免，但他心态极好，相信总会否极泰来。

　　起伏积淀之下，“物超所值”成为了真维斯不变的品牌核心。这也是杨勋从商多年来朴素而真诚的价值观——服务意识——折射在消费者身上的体现。“为什么别人愿意跟我们做买卖，因为能够从我们这里得到好处，所以要多替对方着想。”

　　“物超所值”，同样与杨勋信奉的因果论息息相关。多年来他一直保持着极低的物质欲望，“金钱对我而言没有任何吸引力”，但他期待把“好处”供奉给消费者——于是性价比成为真维斯不变的信条。商人逐利本是平常，品牌的无限扩张更是大多数企业家的追求，但杨勋不贪，真维斯亦不贪。能够做一个物超所值的平民名牌，已经是他和真维斯所追求的虔诚。

　　为了当得起消费者一句“物超所值”的评价，杨勋坚持了许多“不做”和“要做”。他拒绝业内盛行的“贴牌”商业模式，因为“一个没有个性的品牌就等于没有灵魂”，所有和真维斯联营的供应商，款式和质量都必须经过集团把关。杨勋身上带有他那一辈白手起家的实业家共有的特征，韧性，坚持，事必躬亲。他常去一线巡店，世界各国跑，几乎每两三个月就去一次澳大利亚。他认为这是对一个管理者最基本的要求，“如果不了解市场，你怎么给公司提发展意见?”

　　旭日和真维斯，是陪伴了杨勋一生的符号，嵌在他个人身上的标志。他深深地把自己和这家企业、这个品牌融合，真维斯跨过的每个沟坎，也是他自己人生中的波澜。历尽千帆后，杨勋对困境已然处变不惊，泰然应对。2013年后，真维斯一度陷入销售额急转直下的危机，五年间门店关闭了一半，甚至出现过全年亏损逾4500万的冲击。有人劝杨勋直接把这个品牌关掉，让90年代的盛况留在90年代。杨勋从未有过此意。行至今日，他已不太在意外界的猜测和议论，即便“真维斯要倒闭”的声音一度甚嚣尘上，他始终不躁不馁。他关注的仅仅是“原因”——如孟子所言，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

　　“人总要穿衣服，这是刚需。你的产品不好，消费者才会抛弃你，那你就要找出自身的问题。”

　　消费者的习惯已然发生巨变。互联网时代，真维斯也完成了从线下到线上的转变，秉持的核心仍然是“物超所值”，要令客户在线上和线下是同样的感受。杨勋不喜欢为了冲高交易额而在线上清仓销售库存，“我们减少了陈列、租金、人工，就要让顾客买到比库存价值更高的现货”。

　　如何让现货的价值更高?杨勋始终认为，服装品牌的活力源于设计，真维斯的“潮流”也细分了许多场景：休闲，潮酷，调皮，中性，户外……其中也包括文化IP相关的设计，譬如与故宫的联名合作。专注于潮流与价值，让他始终站在年轻人那一边。当聊起面向当下年轻人的时尚，杨勋侃侃而谈，因为他日常工作决策的内容，就细节到单个服装款式的设计。线上转型令真维斯起死回生，2022年，品牌仅线上的销售额就达到23亿元，这几乎是上一年的2倍。

　　这是一个永远在面临变化的行业，身处其中的人，只有不断学习才能保持敏锐的触角。杨勋深知，席卷在50年时代浪潮中浮浮沉沉的旭日与真维斯，还远没有到达对岸。

　　文化是一种习惯

　　早在四十多年前被迫将生产线转出海外之时，杨勋就感到，与西方国家的交易压根没有公平可言。

　　愈是在贸易倾轧下受难重重，对东方文化的认同感就愈强烈。杨勋的家国情怀，就源于他挨个劝说员工跟他一起去孟加拉开疆拓土的那个夏天，源于真维斯的鲜亮色彩席卷内地时给人们带来的惊艳，源于从改革开放到经济腾飞，这个国家给每个民众带来的切身幸福感。

　　“文化认同是我们的底线，”杨勋说，“物质文明是为了生存，但精神文明是为了我们的幸福。”

　　杨勋所崇尚的精神文明，是一种集体至上的责任感。热忱参与到犍陀罗艺术展当中，也有这样的考虑。“对国家来讲，这是中巴两国之间一带一路倡议层面的交流。除了商贸的、物质的，更是文化艺术的、精神文明的创新。”无论作为佛教信仰者，传统文化的传承推动者，还是国家战略的积极响应者，杨勋都认为自己责无旁贷。

　　旭日集团至今公益捐赠数十亿元，杨勋和哥哥杨钊共五次获得中华慈善奖，这是中国慈善领域的最高奖项。他因此常常在内外部面临质疑：为什么不拿这些钱请顶流明星代言来提升品牌知名度和销售量?

　　杨勋认为：“我从始至终要做的，是对的事，而不是做别人认为我应该做的事。”

　　甚至员工从企业离职，也被他看作一种责任。

　　“如果整个行业要发展，没有人才能行吗?这些人才从哪来，还不是从企业里来。我们能够帮他们培养一批好的干部，对这个社会不就是贡献嘛!”

　　杨勋没有夸大其词。真维斯坚持30年联合主办并冠名了“中国真维斯杯休闲装设计大赛”，从中脱颖而出的设计师，往往并没有进入真维斯成为企业内生力量，而是流向了竞品或独立创业。杨勋并不在意为他人作嫁衣，在他看来，平台和机遇是促使服装设计人才进步的重要契机，也是产生行业凝聚力的动力。而他和真维斯，都有责任给整个行业提供这份动力，犹如普照这个行业的一道光。

　　杨勋自己的人生，也活成了一道光。歌德说，“色彩是光的业绩，也是光的苦难”。杨勋的色彩复杂而厚重，它融合了童年的困苦，青年的坚持，苦行与磨砺，兼善天下背后的家国情怀与幸福感，和他坚持了半个世纪的事业给予他的风光与低谷。他不断地把自身这道光投射出去，投射给品牌、给行业、给佛教文化、给传统文化、给一切需要帮助的人。

　　随着时间的流逝，他越来越期待自己这份家国情怀的文化认同能够根植到当下的年轻人心里，就如同20岁时渡海去香港谋生却时刻记挂着内地的自己一样。这种情怀在现在的他而言，就像修行多年后的“顿悟”，而且他愿意为下一代人领路，用自己的经历告诉他们，慎终如始则无败事。杨勋渴望和年轻人对话，从2004年开始，他在全国各地高校做了超过200场演讲。他问出的第一个问题往往是：

　　“你们准备好了没有?你们是不是我们国家未来的主人翁?二三十年后，你们有没有想好把这个责任挑起来?”

　　很多时候他发觉年轻人并没想过这些，这更令他坚信自己所做的事意义非比寻常。他要通过和这些学生的对话，传播他所崇尚的“慎终如始”的文化。

　　“什么是文化?”杨勋自问自答，“文化就是一种习惯，家国情怀，就是我们这个年代人的习惯。”